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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信子
08.
2018年,《红高粱》修复版重映。 最终票房,仅40万。 实际上,《红高粱》之后,再没有哪部具有探索性的文艺片能重现当年的观影盛况,引起全民热议。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,诗歌也好,文学也罢,都渐渐归还于小众的位置。文艺片,注定不会创造当年的票房神迹。 2006年9月,贾樟柯凭借《三峡好人》拿下威尼斯金狮。贾科长不信邪,非要把《三》安排到跟一部商业电影同期上映,并与制片人发生激烈的争吵。制片人说,你要是敢在这时上映,票房会把你教训得很惨。 贾科长说:“那就请允许我们殉情吧,我就是很好奇,我要看看,在这个崇拜‘黄金’的时代,还有谁会关心‘好人’。” 北影文学系毕业的科长很会用修辞,因为另一部电影,名叫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。 至于它的导演,大家都知道是谁。 最后,《好人》的票房,31万。不算通胀,还不如1988年《红高粱》的十分之一。 拿国际大奖、回国制造轰动助推票房的路子,基本上让第五代走完了。曾经功成名就的人,都开始走顺应时代的路子。轮到第六代导演上台,这招已经行不通了。 年初上映的《地久天长》,包揽柏林男女最佳主角。然而口碑炸裂,票房低迷。出品人以为能破6亿,结果收了4500万。 行不通,不是作品烂,是时代变了。 想当初,为了让第五代登上历史舞台,西影厂的吴天明不知跟多少人叫板。《红高粱》的横空出世,有他一半的功劳。而其遗作《百鸟朝凤》上映时,出品人方励只能跑到网上下跪,哭着求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。 莫言写《透明的红萝卜》,其实原名叫《金色的红萝卜》。是他的伯乐,徐怀中,把“金色”改成了“透明”,并促成了小说的发表。今年8月16日,徐怀中凭借《牵风记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关注的人,想必也不多。 到底还是莫言通透,人家早说了:“社会需求不断在变,纯文学会一直存在,只不过由大众走向小众,这本身就很正常。” 确实,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。 不再有人关心那些过时的东西。 一个可爱的时代,总会在喧嚣中远去。 但时至今日,我还是无法忘怀莫言在《红高粱家族》里描绘的场景。他说,高密乡的纯种高粱早已经灭绝,剩下的是漫山遍野的杂种高粱。这种高粱,空有高粱的名称,却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、辉煌的颜色。 它们真正缺少的,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。 在满是这些杂种高粱的世界里,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迅速进化着,各自奔向自己的价值系统里确定的完美境界。 并最终,遗忘了真实的自我。
风信子
07.
《红高粱》里走出来的四个人,能一个个变得那么牛逼,首先靠的,是命数。 命数是什么? 就是当年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纺织厂里,只发了一个名额,偏偏就发到了张艺谋那个厂里,但凡发给另一个厂,张就别想出头;就是莫言因为跟武装大队长的儿子关系好,靠走后门当了兵,否则就得在棉花厂当工人;就是姜文有个好基友叫英达,是英达拖着他去中戏,这才有了四年专业训练;就是巩俐偶然去当了一次群演,被导演席与明认可,才放弃唱歌的执念,扭头去北京考了演员。 但光有命数不行,你得能抓住机遇。 爱上摄影后,张艺谋三年省吃俭用买了台“海鸥”。没有师傅教,他就借书、抄书,摄影书字少,他愣是抄了几十万字,连抄三年,抄到理解为止。为了拍华山,他去了11次,因为不能请假,他星期六去,星期一回,48个小时不睡,在极端的痴迷中,用最简陋的设备,拍出了让专业摄影师吃惊的作品。 写出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前,莫言每天夜里窝在仓库里写稿。他每周上十几节课,天天写到深夜,肚子饿了就拿大葱充饥,胃溃疡、肠炎、痢疾、鼻窦炎,几种病同时发作,头发掉了一大把,还是咬牙往写下。没有这样的扎实的文字训练和忍受寂寞的意志,他能在45天里写出40多万字的《生死疲劳》?
姜文拍《阳灿》的时候,为了几秒的画面,把飞机重新刷了一遍,为了米兰的一张照片,拍了上千个动态镜头;巩俐演《秋菊》时,在乡下吃、住,学会陕西话,给农民洗衣服,拍《菊豆》的时候,又把染布给学会了… 可见牛逼的人,也不是生来就牛逼的。 当然,个人的奋斗是重要的,历史的进程,也不可忽略。《红高粱》能成,四个年轻人能成,也有时代的原因。 跟莫言聊《归来》时,张艺谋说:
“上世纪80年代,那个时代,我叫它人文时期,从创作者到受众,都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、历史和情怀,那个时期,很可爱。”
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呢?查建英在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的封底上,列了80年代的常见词:激情、反叛、浪漫、理想主义、启蒙、人文、饥渴、天真、使命、真理、疯狂… 那时候,朱伟骑着一辆自行车,能跑遍北京的作家圈,大家隔三差五地聚会,没日没夜地聊作品,看见一篇牛逼的小说,到处去打听作者是谁;那时候,北京的摇滚人为了搞音乐,居然能吃一个月的面条,一帮人有好工作不要,要跑到马克西姆夜夜嚎叫。 那时候,顾城、北岛他们去成都参加活动,居然被年轻人围得走不动道儿,崔健在高校里一开口,学生们激动得泪如雨下;那时候,一本《存在与虚无》,竟然可以卖到50万册,一小伙子手上拎着一本弗洛伊德,恋爱就谈成了;王朔跟沈旭佳去玉渊潭游泳,游累了,就坐在夜色中,数自己知道多少外国作家… 对于创作者而言,那是个火热的年代。 想表达,想呐喊,想被人听见。 电影《红高粱》里张扬、野蛮的生命力,就是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缩影。 无数被压抑的句子和狂想,终于在那一个个闪光的作品里,集体爆发。 阿城写出了《棋王》、余华写出了《十八岁出远门》、苏童写出了《妻妾成群》、路遥写出了《平凡的世界》、王安忆写出了“三恋”;马原在迷宫叙事、张承志在寻根、王朔在调侃、王二在黑色幽默;窦唯在录音的前一秒,写下《无地自容》的歌词,田壮壮拍《盗马贼》,愣敢说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… 多年后,莫言拿了诺贝尔奖,他说:“现在回过头去看电影《红高粱》,你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,年轻人创作时的那种激情。” 而随着时间推移,等到了90年代,查建英的书封底就多了些“现实、利益、世故、市场、焦虑”之类的词。1996年,80年代写出《镜中》的诗人张枣回国,北岛说:“国内的声色犬马会毁掉你,回去你就会放弃诗歌。” 十多年后,张枣遇到诗人李笠,感叹道: “除了灯红酒绿,还是灯红酒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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